通哥问：我听说你们从初一就是同学，后来又进了同一所高中？
赵超答：是的。
我问：你从初一开始就被他欺负，现在你读高二了，这五年来，你不想摆脱这种悲惨生活吗？
赵超答：他们没有欺负我，他们是我的好朋友！
通哥问：可是有人看到了。
赵超答：那只是我们在一起打闹罢了。
之后，不管通哥和我怎么问，赵超就是不承认自己被欺负的事实，无奈，我们只得先行离开。
案发第三天，我们基本将死者可能接触到人的笔录全部取到了，死者的电脑和手机也都细致检查过了，没有新的发现，案件一时陷入僵局。案发至今，甚至连一个可以怀疑对象都没有，这案子注定要像红衣男孩事件一样成为凶杀悬案吗？
因为案子一直没进展，我们几个也没什么干劲了，大家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我甚至抱怨通哥说：“你总让我们找相关人取笔录，取这么多笔录有什么用，说得都大同小异。”
通哥并不在意我的抱怨，还在翻看这几天所取的笔录和技术中队发来的现场照片，我一边脱袜子换拖鞋，一边说：“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，而是去外面找线索。”
通哥点了一根烟，还是不说话，我也懒得搭理他了，就在沙发上休息，过了半天，他突然开口问我：“你中午吃的什么？”
这问题把我问懵了，我说：“一瓶苏打水，两个面包。”
通哥问：“什么牌子的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就是在货架上随便拿的，我记不清了，谁会记这个啊！”
通哥说：“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有人问你吃了什么，你就会说吃了什么，很少会在前面加上品牌。”
我眨巴眨眼眼睛，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通哥说：“我看了杨雷和李哲平的询问笔录，和王旭说的没什么出入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，他们都提到了那天晚上吃了什么牌子的零食，吃了多少，这种描述不太像一个中学生的说法方式。”
我反问：“或许他们就喜欢这么描述呢！”
通哥说：“在他们的笔录中，对于案发当天王旭在杨雷家的描述非常详细，但越详细的描述反而越有问题，根据我的办案经验，不管是被害人，证人还是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警方询问或讯问时，他们最常说的就是‘我不知道’和‘我记不清了’，而在他们二人的笔录中，几乎没出现这类回答。”
我说：“会不会王旭当天并没在杨雷家，他们对我们做了伪证。”
通哥说：“这个还不能确定，不过这倒是让我想到了之前的两个细节，一个是王哲胃容物里的纸屑，一个是他身上出现的奇怪针眼。”
我问：“你的意思不会是这些都是王旭做的吧？”
通哥说：“很有可能，我一直很困惑，为什么凶手要让死者吞吃纸屑，还在他身上扎针呢，但我刚才想到，这些行为更像是中学生之间的惩罚。”
我问：“中学生之间的惩罚？”
通哥说：“你上学的时候，班上有没有比较可恶的学生，他们喜欢欺负其他同学，甚至用一些奇怪的方式。”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我上初中的时候，班有一个叫大头针的同学，他很壮，总是欺负人，他最喜欢用圆规扎人。”
通哥说：“没错，就是圆规，当时老迟向我提到这个疑点时，我也在纳闷，凶手专门携带针扎人确实很怪，其实能扎人的并不只有针，尖尖的东西就可以了。”
我问：“你是说当时杀人的是中学生，不，就是王旭，他杀人后处理了现场，接着找到两个死党做了伪证？”
通哥说：“就算王旭和弟弟关系不好，也不至于到杀人的地步，毕竟他们是兄弟，而且从现场来看，处处透露出这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中年凶手，如果真是王旭杀了人，他不会将现场做得那样。”
我问：“这事就奇怪了，照你所说，这个凶手是同时兼具中学生和成年人的特性了，什么凶手会这么怪异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