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招出来，立刻引起两极反应。
技术圈热烈支持，认为秦川完成了“体系精神层面上的独立建构”。
而体制内部则陷入微妙困境。
他们知道，强行冠名只会引发更激烈对抗，但不冠名，又等于默认“另一个体系在合法存在”。
于是，从此开始，中国技术体系中第一次出现一批“不归属于国家也不归属于资本”的结构体，被命名为——技术共识体。
这批共识体，不再有绝对领导人，也不再归属于单一逻辑系统，它们依据灰域原始模板而生，却具备不同风格、侧重、接口、反馈与信任标准。
它们在结构上不被否定，但也不被承认。
而这，恰恰是秦川要的。
不是正明，也不是封号，是模糊，是发散，是从此不再可控。
江城的雨还在下。
整个中控室内，所有屏幕开始逐步同步一套新版灰域信任曲线算法，那是从灰镜计划后演化出的“版本二”。
它不再完全依赖平台计算，而是允许“本地模糊演绎”，即——每一个节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生成“差异化反馈优先级”。
这意味着，系统第一次具备了适应性个体共识生成能力。
换句话说：
信任不再单源定义，而是多源博弈下动态达成。
它既包容矛盾，也允许冲突，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找结构性趋同。
这是人类从制度向结构进化的一步。
那天深夜，秦川独自一人站在控制台前，所有数据图谱像星海一样在面前流转，他低声自语：
“这是我能交出去的，最好的信标了。”
在灰域系统完成信任结构自洽版本切换后的第七天，来自中部省份的一份政策动态引起了秦川的注意。这份通告看起来像是地方常规数字治理措施的更新，却在第八条中提到：“对不具备明确主属关系的外部结构型平台，应在接入前完成主权标签标注。”
这段话的实际含义是——你接不接无所谓，但你得明确告诉我，你到底属于谁。
这是继“命名主权争议”之后，监管层提出的新策略，试图从“技术归属”转向“权责归属”，不再否认你存在，而是要求你表态站哪边。
秦川一看便明白，这是一次迂回包围。
他们意识到灰域已经无法从外部清除，于是开始从结构上强迫它“选边”。
可灰域的根基，恰恰是不选边。
它的结构不是对抗，而是中立，是生成于行为本身，而非背后逻辑。
一旦标注主属关系，那就等于承认了某种“上级结构性依赖”。
秦川没有在公开场合回应，而是转头做了一件事：
他亲自起草了一封“结构体运行声明”，向所有接入灰域的节点发出一份正式建议，内容只有一句话：
“灰域不是国有，不是私有，不是共有，是行为共识体。”
这份声明不长，却在技术圈和法律界引起剧烈反响。
“行为共识体”这一术语前所未有地挑战了人们对“平台”的传统理解。它不以法定身份存在，也不以法人注册，它只依赖于接入者间的行为规则共识而持续存在。
你接入它，它运行；你退出它，它照常运行。
它不绑定身份，不要求宣誓，不提供授权，它只在“有数据、有行为、有反馈”三者统一的前提下激活。